冯刚 杜云：“道”“德”“仁”“艺”——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养成路径与当代价值

“道”“德”“仁”“艺”：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养成路径与当代价值

冯刚 教授   杜云 博士后   北京师范大学

摘要：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集中呈现和现实形态，儒家通过培养君子来传承儒家文化，进而实现其“修齐治平”“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君子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基本内  涵。道是君子的信仰和方向，德是其内涵和修养，仁是其德性的合理展开，艺是其现实载体，既凸显了君子作  为“理想的人”的一般本质，又富有关切人伦日用的社会现实性。君子以“好学：学思并用”“克己：慎独内省”“力行：改过迁善”为养成路径。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其人格范式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  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正宗君子文化唯一标识LOGO

       理想人格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传承载体，以君子为代表的儒家理想人格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人格范式，如何合理界定其基本内涵和养成路径，有效发掘和诠释其当代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先秦儒家高度关切人格问题，试图通过培养理想人格来建设理想社会。其理想人格谱系涵盖了士、君子、贤人、大丈夫、仁者、大人、成人、圣人等，其中圣人是人格的理想形态，君子是理想人格的现实形  态，其他人格称谓则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成人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某些特点和侧面。先秦儒家通过大量的君子和小人对比辨证，来凸显君子人格的崇高性以及可以达致的现实性。先秦儒家对社会亦有高度关切，理想人格的形塑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其人格的最终完成以服务社会作为必要前提。因此，其  理想人格的评价标准亦是从内（德性）外（事功）两个方面来进行，内，指向自我；外，指向他者和社会。

做君子花生

一、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

       儒家君子内外兼修，是德性和德行的统一，聚所有美德于一身，而且能推己及人，将个体的善扩大到他人和社会，最终成就共同体的善，格局宏大。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是君子的信仰和方向，德是其内涵和修养，仁是其德性的合理展开，艺是其现实载体，孔子用“道”“德”“仁”“艺”四个范畴界定了君子的人格特质和基本内涵。

1. 志于道：终身弘道的使命意识

        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可以分为天道和人道。天道指存在的本源和运行的基本规律，人道指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和道德规范等。[1] 在孔子看来，君子上承天道，但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以人道（即仁道， 广义上的仁）为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前进方向。[2]184

        何谓“志于道”？ 朱子注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谓。”[3]513志是心所指向的地方。所谓“志于道”，是指君子在一生中始终对道保持高度关切和使命意识，不断努力并实现道。这种对道的自觉和使命感引导和决定了君子的人生状态、人生轨迹和人生境界。可见，对道的坚定追求是君子人格的首要特点。在儒家哲学中，道作为终极关怀，是君子的信仰和方向，对道的追求决定着君子的生命意义，道对德、仁、艺起着统率作用。孔子指出，人与人“性相近”，但“习”让人变得彼此不同。君子以道为方向，行道而成德，德性展开而为仁，行仁则需基于艺，形成了一个理论逻辑闭环。

        君子对道的信仰，决定了君子弘道的坚定责任感。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先秦时代，社会正处于一个“天下无道”“礼崩乐坏”“道之不行”的状况，这意味着道并不具备  现实形态，从而没有塑造人的实际力量，儒家君子需要坚定道的信念和愿景，努力践行使其成为现实。曾子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求道是一条遥远的路，君子必须决心坚  毅，这体现了君子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君子所面临的是具有普遍意义和公共性的道，这里不仅远远超越了个体范畴，而且深入到个体对共同体和公共性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

        “志于道”意味着君子必须朝着道的方向前进。首先，君子必须“忧道”“谋道”，对道保持自觉关注  （忧道），并不断地想办法实现道（谋道）。真正的君子应“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  公》），不应该过多关注物质需要和生活境遇，而应专注于道的实现。其次，君子必须“学道”。孔子指  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君子学道，就会爱人；学的是仁道精神，即使是小人，通过学道，也能对社会有益。孔门将君子学习的目标定位为“道”，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从事具体工作的人通过具体实践来成事，而君子只有通过学才  能实现道。“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优”即学道有成。“知类通达”（《礼记·学记》），“知类”指掌握横向的普遍性，“通达”指实现纵向的超越性（下学而上达），体现了道的特点。学道的目标是为了出仕，即出来从事公共事务，以才华和技能服务于社会大众。

        “志于道”意味着“行其义”。“道”并非是抽象的范畴。作为君子追求的目标，“弘道”在生活中具体表现为“行义”。“义者，宜也。”（《中庸》）义在道德上表现为“正当”，在更高层面上体现为“适当”，进而引申为当然法则，成为君子“循道而行”的内容。后儒常以“道义”连用。义作为当然法则和道德正当性，具有优位和至上性，君子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以道为依据，成为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而成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义”具有原则性和权变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儒家看来，君子是美德与智慧的统一，不仅应该是道  德君子，还必须是智慧君子。孔子言“义之与比”、孟子言“惟义所在”、荀子言“以义变应”“行义以礼”，均体现了这一点。“义”作为君子的行动法则，使君子具有应对特殊境遇的能力。人是社会关系的存  在，都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之中，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承担着多重责任和义务。在具体情况下，这些关  系、角色、责任和义务也会发生冲突，一般礼仪规则无法应对，而解决方案又不能简单化，这就需要义的  存在。孟子以孔子为“圣之时者”，认为孔子是能够审时度势、因时权变，从而解决现实问题。孔子曾自  道“无可无不可”，就是能够从实际出发，适宜地解决具体情景中的问题。儒家君子反对绝对化，强调实  践理性。孔子强调：“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君子并非简单依  据道德原则行事，没有解决问题之前的必然“先见”和绝对化准则，一切要根据义的标准来判断和选择。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仅仅属于“小信”范畴，在特殊情况下，真正的大人（君子）会跳出一般规范做出符合良知和道义的正确  选择，并举“男女授受不亲”和“尾生高赴约”进行论证。总之，解决问题的最高准则是义，任何固守原  则、执其一端而没有权变的做法都有损于道，都不是对道德法则的真正遵守。义体现了儒家君子的实践  智慧，是能自我调适从而适应具体境遇的实践理性。可见，儒家君子遵守而非死守道德规范和祖宗之法，其德性修养是“在礼乐教化的施行中随机构成的德性智慧”［４］２９９。儒家君子以义来应对复杂多变的  社会，使其德性更具有现实性、灵活性和超越性，但这并不否认一般礼仪和道德原则的重要性。

２．据于德：深厚的道德修养

        道生德，儒家君子以德为本，内在德性修养是形塑君子的基本前提。君子一词在前孔子时期多指上层贵族，以“位”言，孔子给君子注入德性内涵，在先秦儒家的语境中转换为“道德”君子。东汉典籍《白虎通义》指出：“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这正是对先秦儒家君子德性内涵的准确总结。何谓“据于德”？ 朱子曰：“据者，执守之意。”“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３］５１３德建立在对道的长期践行基础之上，是行道的结果。孔子指出，“先事后德”，也就是先有其行，后有其德。“‘德’是通过我们服务于他人的生活积累而成的。”［５］２２８从根本上说，德既是一种付出，又是一种得到，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养成的品格属性。

        君子人格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具有高度道德主体性，体现为知情意的统一。孔子曾谦虚自道：“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明确将仁、知、勇界定为君子之德性，《中庸》进一步将三种德性称为“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梁启超指出，“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６］９６。首先，君子应是仁者，具备仁爱精神。子张曾问仁，孔子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可称为仁，分别指尊重、宽容、诚信、聪敏、恩惠等五种德性，这里体现的就是君子对他者的真诚而全面的关爱。但君子作为理想人格，具有道义立场，其爱并非毫无条件。“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君子对待不符合道德的人和事，就能以直报怨，能表现出真诚、公正的道德情感。其次，君子应是智者，具备道德理性。“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要正确行仁，需要具备良好的“智”德，才能准确地认知环境并做出正确判断，智作为道德理性，是君子成功推行仁道、进行道德实践的前提。再次，君子应是勇者，具备道德意志。所谓“仁者必有勇”，在实际生活中，如没有勇的意志品格，仁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但君子之勇是“义勇”“大勇”，是“重死而持义不桡”的“士君子之勇”（《荀子·荣辱》）。“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道德意志既能坚定道德选择，又能保障道德行为的实现，甚至是杀身成仁，用生命来保障仁道的实现。

        君子对德性具有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所谓“天生德于予”，上天赋予自己德性，君子可以据德行事。但是，先秦儒家也看到，人之德虽然无限接近于道，但也无法完全穷尽和揭示道，在现实中，人的作为也不可能与道的法则完全一致。所以，君子根据德来行事，但永远不能忘记“志于道”，因为，道是德的方向，更是德的根据。

3.依于仁：博大的仁爱精神

        君子应如何行事？先秦儒家的答案是“依于仁”，因为仁是人的本质属性。孔子首先肯定了仁的爱人之义。《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这里已蕴含着突破血缘而爱吾同类的普遍性精神。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同音互训，仁即是人，仁被孟子进一步诠释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仁，意味着“二个人”，泛指多人和人群，“仁”（爱）可谓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实现，是体现人禽之别的类本质之所在。故朱子释“仁”为“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人的本质还有个自我实现的问题，要成为君子，必“依于仁”，即君子应秉持和执守仁的精神，以仁爱的精神去对待他者（对象）并形塑自我。仁作为最大程度的爱的普遍性精神，始于孝悌亲亲，扩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人精神，进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最终扩充于自然万物，具有宏大的格局。

        仁意味着爱亲。仁爱的生发是有次序的，由近及远，由亲及人。孔子曾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君子应当先做好根本，其他的就有了根基和着落，那么，什么是根本？孝悌是为仁之根本，爱父母为孝，爱兄弟为悌。爱的精神，应能近取譬，从身边和当下做起。孟子肯定了这一点，“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明确了亲亲是仁的基础性意义；并指出仁者能将其所爱推广放大，“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孟子·尽心下》），其恩泽可影响到陌生人，这显然是具有社会性价值的。

        仁意味着爱人（群）。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社会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为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范式，必须能将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故君子推行“忠恕之道”。忠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与我皆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  爱己之心爱人，以达己之道达人，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不将己所不愿强加于人。君子还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和”是一种包含差异性的统一，“同”是无视  差异性的绝对同一，君子能够正视和包容人与人、人与群的差异性，较好地协调社会关系，达到“和”的境界。君子崇尚“周而不比”“群而不党”，能够较好地团结大多数人，不结党营私，搞小利益团体，实现  较为良性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君子具有较强的共同体意识，他们致力于实现共同体的共同福祉，在个体明明德的基础上，还要实现“亲民”和“博施济众”，并共同达至于至善境界。

        仁还意味着爱物。仁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精神，并未局限于爱人，而是进一步延伸至爱物。《论语》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也钓鱼，但从不用大网捕鱼；孔子也射鸟，但绝不射睡觉中的鸟。可见，孔子秉持仁爱之心，“移情”于鸟兽。孟子继承了这一点：“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不仅如此，孟子还进一步阐述了仁爱的逻辑进程和范围，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爱亲而爱他人，进而爱自然万物，达到“仁者无不爱”的博爱境界，清晰表述了儒家君子仁爱精神的博大。

4.游于艺：综合的素养境界

        “游于艺”，是对君子在现实社会中自由自得的生命境界的诗意描述。君子的修炼并非务虚，除了内修德性，还包含入世的基本技能，如“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经过训练，甚至达到“游”的境界，如鱼之在水，无入而不自得，呈现为一种自由而愉悦的状态。“游”是一种中国式的“诗意地栖居”，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精神，是中国人的生命境界。“六艺”都是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这里的“艺”可谓是广义的现实世界，即，一个君子应该是在现实生活的不同境况中自由自在、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在先秦儒家的语境中，“六艺”并不是单纯的技能训练，实际是一种技进于德、技进于道的形而下的具体门径。先秦儒家以“六艺”为教，使得作为社会生活技能的“艺”增加了德性蕴涵，大大提升了技能本身的精神性价值。如此，一个有志于道的君子，在生活中，时时、处处、事事皆可成为修德实践的场域。君子的自我形塑可以“能近取譬”，从最平常的洒扫应对、接人待物、技能修习的生活实践做起，从而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操作性。

        孔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指出君子应是一种德性圆融而才华通达的人。但孔子也对得意弟子子贡说：“女，器也。”朱子诠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3]112君子作为道的追求者和实现者，必然要体现道的整全性，不能局限于一器一用，但从理想人格的具体修炼进阶来看，应该呈现为一个由“器”走向“不器”的过程。如，君子可研习“六艺”，但不能拘泥于“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的形式，止步于操习层面。但修道又不能脱离具体器用，只有通过具体的“器”，才能实现“不器”的境界。从儒家理想人格的谱系来看，“君子不器”还体现了现实人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君子不器，并不意味着全才全能，而是指君子以德性统领生活，其德性在日常生活各方面均可发挥积极效用，体现在各种器用和领域之中。因此，君子不器，是从器出发的“不器”，是以器为基础的“不器”。君子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各种具体的生存技能和本领才干，又不会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呈现为一种德才兼备的全人人格。

        儒家君子还是一个快乐的人。孔子在《论语》开篇就以“说”“乐”“不愠”来诠释了君子的生存状  态：无论置身于任何境况，真正的君子都应处于一种无条件的“乐”境之中。何以能如此？ 孔子曰：“仁者无忧”也，君子行走在仁的大道上，是以无忧，故《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君子的快乐根源于道，但  并不妨碍其通过对“六艺”的具体研习等生活实践来提升自身的精神品质。孔子曾说君子“成于乐”，指  君子最终的大成通过音乐表现出来。乐以众音之“和”为特质，也以“和”为境界。君子通过学习礼乐，人际关系、道德修养也都体现为“和”的精神，可见，君子成德也以乐作为圆成的标志。《论语》记载，“四  子侍坐”而言志，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欣然叹曰“吾与点也”，所肯定的就是一种快乐的理想境界。

二、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养成路径

        如何成为君子？关涉到人格的现实性问题。先秦儒家提出了多种理念和具体方法，本文从好学、克己、力行三个角度来诠释其养成路径。

1.好学：学思并用

        “好学”是成为君子的基本条件。先秦儒家对“学”具有高度自觉，《论语》《荀子》首章均以“学”为主题，开宗明义将“学”作为儒家君子的基本品质和养成路径。孔子曾自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认为，能做到基本德性的人比较常见，但具备“好学”品质的人极少。孔门弟子三千，唯一被孔子称为“好学”的弟子也只有颜回。可见，好学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品格和力量，具有稀缺性。唯有好学，才能保障一个人不断提升自我至于完善，最终成为君子。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好学是一种理智德性，能确保君子伦理德性的恰当实现。[7]25孔子曾以“六言六蔽”来强调了“好学”的重要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单纯地追求“仁”“智”“信”“直”“勇”“刚”都会走向“愚”“荡”“贼”“绞”“乱”“狂”等一偏，会失去德性的中正平和，只有作为理智德性的“好学”才能使这种追求保持中和不偏，从而确保伦理德性的恰当实现，

         德性的修养需要借助思的工夫。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必须和思相结合， 思是对外界信息的加工和重构，使之成为一种“为己”的存在。君子在道德实践中要做到“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九思”涵盖了君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人伦关系等各种情况，这意味着君子需时刻保持“思”的状态，确保自身思想和言行的合理性。如果缺乏思的环节，就会导致“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之所以被欲望所遮蔽而沦为禽兽，“非才之罪”，主要是“弗思”的原因：“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指出，“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章句上》）。要成为君子，自然要学习道德规范，遵守礼仪，但“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即想要实现人格通达，必然要超越规矩而进入“巧”的境界。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章句下》）由博入约同样需要思的工夫，否则是无法实现这种修身境界的突破。

        孔子将“学”区分为“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指学的理想形态，“今”指学的现实形态。“为己”即人格上的自我实现、德性生命的完善；“为人”则旨在获取社会和他人的赞誉和艳羡，言行流于表面。荀子发展了孔子的观点，将学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性知识的学习，如对《诗》《书》的学习及最后对《礼》的学习践行。二是德性和义理的学习，从学做士人开始，最终达致圣人境界。知识之学具有阶段性，可以停顿或停止，但德性和义理之学是永无止境的，不能停留于口耳之间。由此，荀子又提出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的概念，即德性之学和口耳之学的分野最终导致的巨大境界差异。君子之学“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荀子·劝学》）。而小人之学停留于“入乎耳，出乎口”的外在层次，并没有深入心灵和生命。质言之，君子之学是成就人格，实现德性生命。而小人之学则缺乏德性主体的实现，依赖他者的观赏和关注，仅仅是活在表面，无关德性生命。

        孔子指出：“下学而上达。”“下学”指对社会生活、日用常行的学习，体现了“学”的现实性和具体  性；“上达”指向上领悟和达致人类文明大道的本体本源和价值意义，体现了“学”的理想性和超越性。一个人可以通过现实生活的学习和修炼成为君子，并最终实现儒家之道。孔子曾自谦，“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所谓“古”，即由历史发展演变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孔子通过对现  实人文的学习，进而实现对“道”的意义和价值的体悟和追求。

2.克己：慎独内省

        好学指向外界，克己则指向自身。克己即自我斗争，是人们努力克服自身所存在的弊端及错误的思想行为，并按照君子的标准来完善自我的过程。儒家重视道德主体性，强调“为仁由己”，成为君子就是一个不断“克己”的过程。孔子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 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只要每个人都克制自己的私欲，视、听、言、动均以礼行事，仁道的理想就实现了。可见，克己不仅意味着使个体成为君子，还具有极为强烈的社会意义。

        君子求诸己。君子在修身时必然重视内求的“慎独”和“内省”。“慎独”，即一个人在独处时，即使没有外在监督，思想言行也要合乎礼仪。《大学》载：“君子必慎其独”，朱子诠释：“独者，人之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8]7君子在独处时，仍然保持着修身的高度自觉，敦厚踏实，不自欺欺人，人前人后表现一致。君子修道，需要“戒慎恐惧”。《中庸》载：“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修道即修身，君子以身载道，身道不离。因此，君子应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不睹”“不闻”之时，君子仍应保持“戒慎恐惧”，即保持一种“内在敬畏”。正是基于此，梁漱溟指出，“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9]143 。慎独会导致自省。孔子曰：“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见到贤人，就要向他学习，看到不贤之人，就要反省自身是否有相同的问题。孟子继承了这种内省自反的精神：“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在现实生活中，如道德实践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都应该反身自省，因为问题都在自己身上。质言之，修身的基本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的内在自省，高度强调修身的自觉、自律和自控。

3.力行：改过迁善

        “道，行之而成。”君子的道德修养并非纯粹内在的心性智慧，而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有机统一。因此，儒家强调知行合一，要求人们将道德意识自觉运用于道德实践，为善去恶，不断磨砺和完善德性，培养出高尚的道德人格。

         在言行之间，君子以行为先。孔子指出，君子应“敏于事”“慎于言”“讷于言”，即在行动上积极主动，而言行应谨慎迟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才是正确的做法。孔子高度肯定子路对行的态度，“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子路学到新的道理就会立刻去践行，在行之前唯恐又学到新的道理。“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重行，故不轻言，始终对言秉持“慎”和“讷”的态度。“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言行必须保持一致，君子应出言谨慎，一旦有所言说，行动就必须跟上，勤奋敏捷，行胜于言。在一般情况下，“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必须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要了解一个人是否是君子，可以“听其言而观其行”，看他是否能保持言行一致。但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伦理境遇的多元性，言行一致也并非是绝对的标准。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在特殊情况下，君子不必拘泥于言行一致的一般道德原则，如何行动取决于更高层次的道德原则“义”，这体现了儒家君子在道德选择上更高阶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在儒家视域中，现实的人都不完美，都有着“过”或“不及”的特点，唯有不断改过迁善才能成为君子。儒家文化始终肯定改过迁善的自我完善行为。《周易》：“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改过不吝。”《左传》：“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常人而言，“过”是一种常态，但对待“过”持何种态度很重要。孔子说，“过则勿惮改”，即君子应该正视过错并坚决的改正和完善。如“过而不改”，或文过饰非，则会成为真正的过错，成为完善人格的障碍。孔子指出，君子应不断迁善徙义。一是亲近仁人君子，“泛爱众而亲仁”，“就有道而正”，并不断矫正自身的问题。二是向普通人学习。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常人身上就能找到自身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这让君子之迁善变得随机取法，更加具有普遍性和生活化，并不依赖于绝对的道德榜样。孔子谓颜回“不贰过”，正是对其不断改过迁善的实践成效的肯定。孔子本人就是改过迁善的践行者和示范者，他晚年曾自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由此可见，改过迁善是成为君子的基本路径，绝非一时一地之偶然行为，而是一以贯之、自我完善的常态。汉代大儒扬雄指出：“君子贵迁善，迁善也者，圣人之徒与！”（《法言·学行》）圣人并非天生，只要一个人坚持迁善改过，就可以无限接近理想人格境界。质言之，圣人君子都是通过不断迁善才实现的。

三、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当代价值

        儒家君子人格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优良道德传统、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和精神血脉，成为中华民族追寻几千年的理想人格。其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德性修养、博大的仁爱精神、综合的素养境界、重义的行为准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１．有利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养什么人是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德树人，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均明确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可见，时代新人即是我们要培养的人，代表着新时代的理想人格。习  近平多次强调，时代新人要“以德为先”，应该“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还要具备“奋进、开拓、奉献”精神，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价值追求，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时代新人在人格特质、核心价值、综合素养、人格境界、使命担当等多个层面与  儒家君子人格相契合，传承和弘扬了君子人格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同时，时代新人还立足于新时代  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诉求，灌注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丰富的新时代要素，是君子人格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的“立德树人”正是对君子人格重视德性修养的继承和发展。“‘立德树人’是新时代的‘教育灵魂’，立德树人指向时代新人的具体培养过程，‘立德’是对人的精神的提升和灵魂的塑造。”［１０］在立德树人的新时代育人理念之下，儒家君子“志于道”“人能弘道”“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坚定理想信念，在当代仍具有普遍性价值，有利于当前培养和形塑时代新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君子所承载的“据于德”“崇德向善”“以德为本”的深厚德性修养，可以成为时代新人的伦理智慧和道德滋养。儒家君子所秉持的“依于仁”“仁以为己任”“舍我其谁”“可以寄百里之命”的仁爱精神和担当意识，可以转化为时代新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诚信友善的新风貌。儒家君子人格所秉持的“游于艺”“君子不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完整人格理念也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相通，有利于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影响一个民族文化的，不仅是有识者提出的伦理思想和德行体系，更有实践这些价值思想、身体力行的体现这些德行的贤人君子。他们的道德榜样和他们的言论一起，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文化资源，从而在不同的层次上成为后人的道德典范和人格范型”[11]404 。在当前，我们不仅要对儒家君子的内涵外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诠释，努力营造新时代的君子之风，进而培养出真正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2]163 -164 。作为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为中华民族建构的理想人格范式，儒家君子承载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人格智慧和几千年来所崇尚的优秀道德传统。君子人格思想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传承和弘扬君子人格思想，有助于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我们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3]。儒家君子具有一种对他者、对社会的普遍关切，这种关切态度决定了人格的实现必须超越内在心性而在现实社会中有所作为，即为社会做出贡献，通过成人、达人来实现成己、达己，而理想人格的实现程度与此成对应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它超越了一般个体意义上的做人问题，而是从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君子人格“志于道”“死而后已”的精神，有助于促进个体形成自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自觉将个人价值追求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结合起来，既胸怀远大理想又脚踏实地，在遇到现实困难时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努力践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勇进取的伟大时代精神。

        传承和弘扬君子人格思想，有助于促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观。只有秉持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才能建设好和谐的社会，这就离不开公民对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的遵守。“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儒家君子秉持道义，以德为本，忠实守信，尊重礼法，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较好地完成自身社会职责，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有序运行。儒家君子不仅重视礼之“仪”（形式），更重视礼之“义”（内容），秉持“制度精神”，有利于当前社会建构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酿造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

        传承和弘扬君子人格思想，有助于塑造“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层面价值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会做人的准则，就要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14],塑造新时代中国公民的个体价值观，无疑需要高度重视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发展，而儒家君子则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鲜活人格载体。儒家君子平天下  ，具有丰富的个体道德内涵。发掘和提倡君子人格思想中的传统美德，对于当前社会培育爱国奉献、敬业爱岗、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体道德，进而形成优良的社会文明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实践意义。

3.有利于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君子人格是中华文明最具有特色的精神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15]45。文化最终体现为人格，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几千年中华文化中，君子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价值理念和文化基因的独特精神标识，体现了轴心时代中华民族的思想家们对理想人格、理想生活和理想社会的追问和探索。君子人格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色基质，又蕴含着许多全人类的共性智慧，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文化意义。从根本上看，这些思想家们思考和探寻的是人类的自我实现及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其价值超越时空，历久弥新，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凸显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色，都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倡导儒家君子人格有助于现代人摆脱对“物”的依赖，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儒家君子人格的自我形塑以“理想的人”（修己）和“理想的社会”（安人）作为终极关怀，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将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作为修炼的场域，能较好平衡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发掘和吸纳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中的普遍性因子，进行时代化诠释和适宜转化，并结合和融入现代公民的培养和塑造中去，有利于克服被西方现代化所影响的社会生活境况下人的本质和日常生活的异化、物化、工具化、单一化、原子化的问题，有利于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品质，有利于构建人的生命境界，真正实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儒家君子胸怀天下，崇尚和而不同，有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家君子秉持仁道，“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从先秦时期就为中华文明奠定了格局宏大的“天下观”，是一种崇高而带有普遍性价值的世界观。儒家君子以“和”为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人与人和谐、国与国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下关切是当代世界亟待形成共识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自然环境问题加剧，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巨大挑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儒家君子的天下观与和谐观将有助于当前中国引领和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君子文化创始人张子